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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人类学家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现代的文化（culture）概念，主要指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他们用文化解释经验、发起的行为，并且文化也反映在他们的行为之中。

人类学家在19世纪末首次提出现代的文化（culture）概念，主要指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信仰和对世界的认识，他们用文化解释经验、发起的行为，并且文化也反映在他们的行为之中。

一是以良法善治优化和平发展理念。现代化所呼唤的治理的革命性和全域性，必然要求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全面转向，通过法治改革推进治理革命，进而实现从前现代向现代化的根本转型。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便要求使法治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成为支撑国家兴旺发达的强大力量。法治是治理的根本依托。法治中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一体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建设，全面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决定于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

而法治体系论新范式则以特有的精神气质正在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注入全新的强劲动能。与此不同，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以现代化、强效化的生态法治体系强力确保经济现代化与生态保护同步运行甚至生态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30)哲学旨在认识客观世界，但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则充满了认识者的价值判断。

(40)在法典化的过程中，各种制度都被加以归纳、整理，其内在关联性也得到澄清，在此基础上，概念明晰、逻辑严密的严谨体系得以形成，法学的知识体系的逻辑性不断得到增强。一是基本的法律概念，例如主体、权利、义务、责任等，普遍地适用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正如霍姆斯所言：在法律的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之人或许眼下大行其道，运用统计学之人以及经济学的行家里手则引领未来。科学要解决的是真假问题，能纳入其范围的标准是可检验性，只有客观外在于人的、具有确定性的东西才可经验地测度，证明其存在与否。

从这个意义上，法学的科学性是需要讨论的重大的基础性问题。(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⑨ 德国自然法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把这种法学科学化的努力推向高潮。⑤参见[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法律出版社。在莱布尼兹看来，几何学是由三角、圆等组合而成的，而法学则是由诉讼、允诺、买卖等要素组合而成的，两者没有本质差异。按照波普尔的看法，自然科学所探究的真理，是不可证明或证实的，但可以试错和证伪。

这是因为，价值决定了每一个具体制度及其法学研究的具体形态和样貌。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我们应当加强自身概念体系的建构，尽量避免使用西方法学理论的概念术语，更要杜绝生搬硬套这些生涩的概念术语。法学创新必须密切结合实践，反映实践需求，所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也必须能够指导实践。但实际上，狭义的科学概念并不能完全准确地概括出科学的本质，即便是自然科学，通过可验证性也只是在不断探寻真理，接近真理，但并非意味着真正能够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真理。

法学是以法律规范的产生、发展和变动的内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⑧例如，在莱布尼兹的《论组合术》一书中，他认为法学如同几何学或者算术学一样，是一门由简单数据构成的形成复杂情形的组合技艺。

(45)因此，我们的法学理论应当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这就要求我们将民法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实践，密切关注和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善于归纳和运用市场经济社会所形成的习惯。

这一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关涉法学的研究对象、范式、研究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未来发展趋向等若干重大问题。法学的目标不是去描述经验世界的某种事实，而是要努力发现法律现象发展的规律，客观地理解人的行为，并设置相应的科学合理的行为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只有在知识体系的更新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生命力才能得以彰显，才能更好地发挥法学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法学并不追求某个制度、某项规则是真实的或可证伪的，法学或者法律制度也并不是为了描述经验世界的。笛卡儿等人认为，体系化是借助于逻辑工具而企图实现法律的科学化，因而是一种对数学的模仿。第二，法学具有实践性。

耶林说，法是罗马人天才的发明。与此同时，法学具有三重任务——解释法律，按照内在的法律价值、标准和思想发展法律以及诠释法律资料，都是为了探讨法律的规律。

(19)参见舒国滢：《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普赫塔的法学建构：理论与方法》，载《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2期。我们只有坚持理论创新，才能够回应全面依法治国中所提出的各种新问题，稳步、扎实地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中国特色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与法学知识的更新同步进行，不可偏废。(三)法学具有科学性的具体证成 法学的科学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和维度，具体而言，法学作为一门科学，理由主要在于： 第一，法学具有一以贯之的基础价值。

(46)参见[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4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3版。领域法的兴起与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也有密切的关联。只有始终围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我们才能发展出中国特色法学的理论体系。

(47)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为民法学习提供工具，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甚至统计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法学的研究和学习也应当积极借鉴。马克思指出，立法者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只是在表述法律。

这些法学流派虽然基本立场不同，但其均旨在揭示法律现象的本质规律，我们应当从这些法学流派中汲取可供借鉴的经验。在建构这样一个体系的过程中，我们的确有必要借鉴西方的法学体系，但是不能简单照搬照抄。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这一法学学术体系应当对中国法治现象具有解释力，立足于中国国情，服务于中国法治实践的基础上，以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为基础的话语表达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也是展开交流讨论的载体。

人类社会存在一些固有的结构和规律，法不能偏离事物的本质。(二)不能以法学的本土性否定其科学性 诚然，法学都具有本土性。另一方面，中国法学的发展也需要积极借鉴他国法律文明的有益经验。参见陈红：《苏格拉底方法的复兴：一种新的哲学践行范式》，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虽然这样的创新可能只是沧海一粟，但终将汇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的海洋。(14)参见[日]松尾弘：《民法的体系》(第4版)，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法学的理论体系应当包含以下三个维度：一是中国特色法学应当包含自己的价值体系。(48)例如，社会学注重实证研究方法，其强调通过观察、经验或者试验来发现真实的世界，在民法学习中也应当注重借鉴此种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纸面上的法转变成生活中的法。

(32)[德]乌尔弗里德·诺伊曼：《法律论证学》，张青波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将人文主义和数学逻辑方法相结合，将数学逻辑运用到法学之中。